刘擎：我配不上我所收获的东西

2026-01-07 12:29:54来源：中新网

他的名字响彻学界，被同行称为“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”。他从事着小众的学问研究，却破圈成为大众心中的宝藏导师。他是思想的摆渡人，努力以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洞察，将学术、智识引导至公共生活的岸边。他的公共发言，在纷繁的舆论中为大众重建理性的坐标。他让我们相信，学术并非悬浮的概念，学者也不只会囿于书斋。他审慎而清晰，温和又锐利，始终守护着思想的灯火与尊严。

2025年岁末，刘擎去了一趟南极。

这是他迄今行程最长的旅行，仅从上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飞了30个小时，而后还要取道火地岛的小城乌斯怀亚，再搭乘游轮跨越德雷克海峡。迂途迢递，一路辗转，体力和精力都备受挑战。然而当慵懒的海豹、憨萌的企鹅、翻腾的鲸鱼和无垠的茫茫冰原映入眼帘，所有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了。“只觉得一切都很值得，这是你第一次面对绝对自然的景观，而且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存在。”他说。

在南极，刘擎度过了“与世隔绝”的九天。这是一段难得的偷闲时光，自从几年前因为《奇葩说》破圈走红，忙碌成了他的生活常态。他好像突然之间被所有人需要，各种邀约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
对此，他起初有些恐慌，担心被这条轨道绑架，变得面目全非，也害怕说得多了难免重复，令人生厌。不过现在他想通了，无论深居学院还是跃入公共舆论场，自己其实都是一个教师，这是他喜欢的，亦是他擅长的。

“我可能做得最好的(角色)就是教师。我不纠结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多么优秀的学者，即使我愿意，也做不了学术巨人。对个人来说，我在公共领域里获得的心流体验和愉悦感、成就感可能更强，它让我开阔了很多眼界，打破了很多边界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人文主义烙印

动身去南极之前，刘擎刚刚上线了自己新做的播客。在“发刊词”中，他称其为一档从失眠开始的节目，所以取名“夜思”，意为“夜游者的思绪”。

从年轻时起，刘擎就是一个夜猫子，习惯于凌晨五点才入眠，他经常猜想也许祖辈做过守夜人，自己继承了晚睡的基因。独自清醒的时候，精神总是活跃异常，思绪如翻江倒海，有些一闪而过，有些则蛮有意思，不妨讲出来跟人聊聊，算是思想的草稿，没准能为日后成形的表达提供一个基础。

既是草稿，不免散漫，但零零碎碎之间却也草蛇灰线地串联着隐微的脉络——那是一份对于人文主义的执守，一种有关共同命运的忧虑。

对刘擎而言，人文主义是一个稳固的立场。特别是前两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，他恍然意识到自己做过的许多事情看似驳杂，其实尽皆归于一个宗旨：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重建人文主义。包括过去一年他主要思索的两个问题，一个关于新技术，一个关于爱情，同样是在这一方向上的掘进。

“我对新技术的关注，重点不在于它能够帮助人类实现什么，我更关心它对人性的改造。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从古希腊哲学到后来的海德格尔、斯蒂格勒都强调技术不只是人类的工具，也参与塑造人性。我最近的发现是新一代技术不仅造成了理性思维的衰落，也瓦解着我们的感官能力。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‘淡人’‘I人’‘社恐’，就是由于过度投喂的代偿性刺激和满足钝化了天然的感受性。而当这种感官能力弱化，我们的情感会随之发生退化，不仅与家人、朋友、师生、同事、邻居的关系变得淡薄，亲密关系也出现了问题，爱情开始式微。”刘擎说。

在刘擎看来，种种这些都是一种征兆，映显着人文主义价值在当代情境下受到的冲击与挑战。为此8月份的时候，他还专门在“得到”制作了《爱情哲学30讲》，完整阐释自己的观察与读解。

人文主义的烙印，在刘擎身上由来已久。早在华东纺织工学院(今东华大学)读书期间，他便已迈出了追索的脚步，借由的路径是文学、戏剧：1985年，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“白蝙蝠戏剧实验室”，理念就是通过戏剧“使人成为人”；1986年，剧社排演实验话剧《生存还是毁灭》，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与社会新闻、时代信息相融合，对人性和现代文明展开讨论；1989年，他又创作了剧本《极乐游戏》，以“什么是存在”的究问为起点，写出一场“生命偷渡”科幻故事。

不过当初的他只是一名化工专业的学生，没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打底，所有萌动大抵出于青春激情与书生意气，朦胧而虚浮。并且从根本上说，人文主义在彼时的整体环境中也缺乏足够充分的生长空间：“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现代化是特别有感召力的，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维度，所谓三大思想流派——‘走向未来’‘中国文化书院’和‘文化：中国与世界’，包括尼采、韦伯、海德格尔、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资源，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亲身感受。”

于是为了继续深入地探寻，刘擎决定出国留学。1991年，他远赴马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，攻读政治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逐渐地，他的意识开始愈发明确，思路也变得清晰起来。“在美国的九年，我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立场，这个立场就是批判性的肯定。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平等、自由和个人权利，它是一个desirable(可取)的成就，但它同时是有问题的。”由此，他也终于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命题，即如何在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导宰制的现代世界中恢复人与世界、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。

“这是我所有努力的焦点，既让个人生命充盈着这种追求，也致力于让世界能有超越生物性的那一面。”刘擎说，有时候他甚至心生伤感，不确定人类会不会终有一天完全脱离这种价值理性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坚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作用，又或者原本就只是一种知识的傲慢和徒劳而已。

但在南极的日子，一道光似乎冲破了忧思的暗影。12月的南极，太阳终日不落，极昼的夜里，刘擎的思绪比平日更加泛滥。他看着眼前那片原始的纯净，百感交集，一份从未有过的宁静悄然间涌上心头。

“你会觉得人类何等渺小，进而你会用一个新的尺度来看待人文主义。它不过才两三百年的历史，只是人类文明、地球文明、宇宙文明的一个阶段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你可以泰然接受它的任何命运。这不是说它的命运不值一提，而是世界就是这样流变的。”刘擎说。介入的旁观者

从南极回来，刘擎的日程立马又变得拥挤起来。他只休息了一天，时差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就要赶去长沙，录制最后一期《再见爱人》。

这是他2025年的全新跨界，也是《奇葩说》之后再一次登陆综艺。其实节目组几年前就发出过邀请，他一直觉得不适合自己，直到《爱情哲学30讲》上线：“很偶然地，有一次又遇到了节目的编导，他们说你现在不是正好在讲爱情哲学吗，可以把你的课程想法注入进去。这一点打动了我。”

然而真正参与下来，刘擎觉得这次尝试并不算成功。虽然过程之中也会与一些意外的喜悦不期而遇，但总体而言，自己的发挥和能够获得的接受度终究是局限的。

对于跨界的边界与风险，他一直是清醒的，破圈这几年，他拒绝过无数个MCN公司递来的合约，避免被流量所曲解、裹挟和吞噬。他甚至觉得，即便自己时刻怀揣反思与质疑的态度，还是可能部分地成为流行和商业的同谋，“就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·布尔迪厄当年在电视上批判电视一样，构成一种反讽和悖论”。

这是一道永远充满考验与代价的题目，没有标准答案。“除非不去做，麻烦就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不做就会更好吗？如果所有学者都把自己关起来，公共空间的质量会不会更差？如果世界全是污泥，我们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吗？”因此尽管存有保留与警惕，面对通向公共的入口，他仍然选择躬身笃行。

在对自我的判断上，刘擎始终觉得，他是一个被高估的学者，自己真正做得比较好的是把思想资源跟现实问题放在一起做观照。“我在知识上有相对开阔的视野，这个特点作为一个学者并不能够完全用到，但作为一个大众的教师可能是有优势的。那么，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别人很难替代的工作，对我来说是成就更好的自己，对社会来说是发挥了最大价值。”

最初的刘擎就是一个舞台中心的人。他曾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圈的一颗明星，左手写诗右手评论，最擅长的是演讲，临场发挥便能出口成章，并且极富感染力。彼时德高望重的文论家王元化等人都对他青睐有加。

只是后来，他从时代现场退出了，转身跃入一个沉静的学术世界。整个90年代，他都埋首于哲学的象牙塔，如同清教徒一般苦修。相识多年的老友许纪霖开过一个玩笑，说美国把他变成了乡下人，他也觉得从前的自己好像消失了，通身换了一副模样。

再次的转变始于千禧年代。2003年刘擎回国任教，一年以后，理查德·罗蒂来华访问，停留上海时，这位美国哲学家跟他讲了一句话：“哲学变得有一种increasing irrelevance(日益增长的无关紧要性)。”在那之前，他写了一篇《政治哲学的奇异沉寂》，谈论过这个专业与外部世界的分离，越来越成为“生产文本的文本”的学科，但罗蒂的话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冲击。

“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，从柏拉图到霍布斯，从洛克到卢梭，所有人都特别关注自身的时代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很近的。”他意识到倘若远离了社会和时代，最终是会导向某种枯竭的，“政治哲学是关于共同生活的”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对此前一年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进行回顾。本来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约稿，但他把它一直写了下去，连续写了十八年。在这份被学者陈嘉映称为“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”的思想观察上，他开始有意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缝隙，既保持着对时代动态的关注，也努力于向公共领域输出。

2005年，他还把自己讲授的《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》搬上了网络，尝试着让教室变得再大一些。等到知识付费时代到来，他又制作了一版全新的《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。再后来，马东成为这门课的听众之一，并联系了他，提出合作的想法。

就这样，年轻时的刘擎一步一步地归来了。而且经历过岁月沉淀和智识训练，他更多了一份抽离的自觉，借用法国哲学家雷蒙·阿隆的一本书，他称之为“介入的旁观者”。

只是偶尔，他还是会有迟疑的瞬间。就在参加《奇葩说》时，有一次录制结束，他回去批阅一个博士的论文，从材料到行文，从论述到观点，看得出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。可越是如此，他越觉悲凉：学院里有很多人特别辛苦，做的工作却没被看见——“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被看见了”。低版本的伯林

如今的刘擎是许多人的知识偶像，而在哲学的巍巍殿堂里，他其实也有自己的偶像，尤其崇敬的首推韦伯与哈贝马斯。他向往成为像他们一样伟大的思想者，但同时知道自己就算终其一生也不可企及。

“我是一个兴趣特别广的人，像孩子一样好奇，很容易分心，性情上比较喜欢玩。我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低版本的以赛亚·伯林，他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，但又是一个被耽误的哲学家，他也太喜欢玩了，喜欢演讲，说的比写的多。”

曾经，刘擎为此失落过，沮丧和不甘于没有一个“扔在桌上砸个坑”的东西拿得出手。他本来有过这样的计划，好些年前就想要写一本专著，创造一个“广义政治学”的概念，打通从经典的国家政治、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到后现代的生命政治、身体政治和性别政治等之间的壁垒，构建一套融贯的理论框架。可惜直至现在，这本书都没能写出来。

不过已然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，他对此不再如往昔一般执着。他清楚，自己完成的能力与题目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易跨越的鸿沟，它来自天生的心性。倘若把学术比作建筑，他更像是一个设计师，喜欢构想，不喜欢施工，因为构想是兴奋的，施工是麻烦的。

“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是一个过于随性的人，有点溺爱自己，放任自己享受，而无法成为一个原创性的理论生产者。”他说。

而且从许多青年学人身上，刘擎也感到一种释然：“年轻一代都起来了，学术很扎实，写的文章很漂亮，他们做的东西比你好，你根本不是不可替代的。”甚至他认为，某种意义上，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走到了边缘：“未来的二三十年，新的技术条件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，会让古今中西的问题有新的版本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就过去了。(何况)对于公共生活的贡献，无论是伦理意义上、政治意义上、道德意义上、美学意义上，作为群像的我们完成得不算多好。”

当然那本“事先张扬”的专著，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再捡起，包括一些小说的构想或者重拾编剧之笔写几个剧本——“如果还有二十年寿命的话，可能都会尝试”。另一个学术的题目也一样，大概一年多前，刘擎脑子里一个长期的感觉突然有了清晰想法：“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《‘病’就是‘坏’》。我们有两种语言来对待‘他—我’关系当中产生的问题，一类是道德的解释，另一类是病理学的解释。从近代科学开始，病理学解释越来越多地进入道德领域，最后会瓦解整个的道德论述框架。这很有意思，可以像福柯一样做一个道德谱系学的工作，考证它是怎么转变的。而且我预测，道德语言以后会被废弃，就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抛弃的神秘性巫术语言一样。”

哪个都说不准。活过了六十岁，外在的一切都没那么重要，从心所欲就好，哪怕明天就死掉，这一生也足够值得了。唯一惭愧的是，他觉得自己到底有些辜负命运的眷顾：“这个世界赠予我太多，我配不上我所收获的东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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